在林业局工作的叔叔是家里唯一能教我英文的人｜三明治

  据说每过七年，全身的细胞就会更替一轮。大脑内部神经元之间的联结被不断撕裂、再生，过往的记忆也随之断裂。像无人可见的颅内烟花，轰然作响，又悄无声息。嘭，嘶，gone with the wind。

  关于童年，我能讲述的只有一些零散的画面。没有确凿的时间。原谅我，孩子对时间的意识是没有刻度的。

  那是一个雨后暑气蒸腾的夏日傍晚。我一级，一级地登上漫长的水泥阶梯，走进“山门”。两侧是南方巨大的常绿树木，树荫遮盖如蓬。叔叔的办公室似乎在二楼走道最西的一间。玻璃窗朝外半开，木边框漆成那时常见的墨绿色。日头将最后一段未尽的霞光投进来，窗外微微摇摆的树影，让我感到仿佛置身于满目绿意的湿热雨林。

  办公桌的抽屉里，有一组摩挲得起了毛边的方形画片。香蕉，苹果，汽车，猴子。有图画，有汉字，背面还有英文。这大约是叔叔买的，他是这个家里唯一有可能教我念英文的人。他们说，他是“大学毕业生”，有文化。他们还说，他托福考过九十多分呢。他高高瘦瘦，戴一副框架眼镜，总是穿有笔挺裤缝的西装裤，白衬衫系进裤腰里，因为高瘦而显得有一点驼背。

  我将头探出去，长长的过道里，暮色将至，空无一人。我听不到他皮鞋底在水磨石小花砖上清脆的回响了。我怀疑他不会回来。

  你有过这种感受吗？在长久晦暗不明的混沌里，有一个人好像是透过窗隙的一缕明亮光线。你无限渴望留住它，一次又一次，让内心昏暗空寂的角落被照亮。在那时的我心中，他曾是，也将永远是。当然，孩子是不了解什么“永远”的。

  在人生的前三十年，我从未对人讲述这个画面，包括对叔叔本人。以至于，它一点点褪色，细节如同木叶般从枝头纷纷掉落，直至无从确认它是真实或是梦境。我确凿知道的只是，那个地方叫“林业局”，是叔叔上班的单位。

  不明白自己生活的只是一个逼仄普通的南方小城；而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、拥有14亿人口的广袤土地上，这样的小城有几千个。

  不明白自己出生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——外婆家昔日的微光，早在60年代那场席卷而来的运动中熄灭；高中毕业的母亲，原本在本地棉纺织厂的实验室里做定染调色，25岁的她刚经历工厂改制和下岗买断。这个家庭，正依靠农村出身的父亲白手起家奋力拼搏。在一个似乎风起云涌的时代，每个人憧憬着积累财富、改写命运，也在风暴中摇摇欲坠。

  更加不明白的是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，让独生女也天然地背负起家族的期待。自呱呱落地起，就预约了十八年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争。

  我四岁时，已知道这世界如同栅栏般，到处竖立着种种规则。有些规则是共通的。比如：

  而有些是单独属于我的规则。比如每学期都要拿到“好孩子”奖状，得“小红花”。园里老师因我的优良表现，曾对我父母称赞，“这孩子，将来是清华北大苗子。”

  “清华北大”。这四个字被父亲视若珍宝，他喜不自胜地在亲戚面前念诵，像是手捧了算命先生的预言。他们夫妻在只能抽一次签的情况下，幸运占得了一个“上上吉”的孩子。我还睡在父母中间时，常常早上醒来，听到他带着一丝怅然说，“我又梦到坐在高考的考场上了。铃声响了，我的字怎么写都写不出来。”

  又一次领取水杯，隔壁的孩子突然问了我一句什么。那孩子总穿着同一件蓝白条纹衣服，剃着奇怪的短发，鼻涕直流到嘴边。在男女生共用同一个洗手间的年纪，我甚至不清楚他/她的性别。没有别的小朋友愿意搭理他/她，都叫他/她“尿孩子”。

  老师大声叫了几声我的名字。我赶紧上前。剪着标准女式短头的中老年女老师，坐在讲台前的椅子上，让我伸出手来，打了两下，或三下。“啪，啪，啪。”

  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哭。当然，错了就是错了。不听老师的话，还有什么好说？那天的气氛像天色一般阴沉。我忘了父母是否就此说了些什么，也或者什么都没有说。但我独自在渐渐昏暗的房间里，低头默默地数着木地板的拼接缝。

  一种心情结成疤痕的过程，是很漫长的。有时候，它表面正常愈合，内里却如同一条慢性诅咒，渐渐长进身体里，每逢阴雨天就显露它的爪牙，让人隐隐作痛。

  据说就是从幼儿园期间，我暴躁的脾气日现端倪。他们说，“这么点个大，就这种脾气，长大了还得了？得育一育”。有时候，父亲将我从自行车后座的小竹椅上抱下来，任我边哭喊边追那与我一般高的、不停向前滚动的车轮。

  我跪过很多房间的木地板。大部分时候，房间门一关，只剩我跪着发呆。白天，傍晚，有时跪着跪着，天就黑了。我看天空，我数木地板上的格子，我学着变换姿势，松快一下跪疼跪麻了的腿脚。

  若有人在旁调停，我的“刑期”可酌情减免。叔叔力劝过，几次以后，他那微弱的影响力也渐渐失效。那时他从西北林学院毕业没几年，在九六年——大学生尚包分配的最后年限里，他曾眼含热望背着行李去昆山，“下海”打工，最后被我父亲找回，托人安置在县城林业局。我曾听爷爷心疼地说，他最后连铺盖卷儿也没能带回来。

  一家人热乎乎的期待渐渐冷却。父亲十五岁丧母，十八岁从建筑中专毕业。因为家境负累，又为患肺癌的奶奶治病欠下债务，他从施工员做起，咬牙挤出钱来供他弟弟在城里读完三年高中、又复读一年。四年大学的学费与生活费用，他想法子每月雷打不动从邮局汇去。学测绘、开叉车、修水泥搅拌机，在工地的烈日下晒得黝黑脱皮，受尽冷眼，自己连一辆上班的自行车也买不起。

  在他眼中，出让了读高中上大学的机会，几近于交换了命运。而拼命供出来的这个大学生，虽是家族的荣耀，其实也还是个愣头小伙——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，看不惯城里的世故人情；在火车上被人把仅剩的生活费摸去，还得靠他出面借钱填补亏空。

  然而，孩子有天生的敏感度，他们从来知道谁和自己更接近。在这个家里，只有我和叔叔达成了一种微妙的联结。每周末来哥嫂家蹭饭时，他总把我从书桌前拉起来，带着我在房间里转圈，甩着胳膊、扭扭腰，一圈、又一圈，嘴里念叨“放轻松、放轻松”。有时候，他教我念简单的英文单词。他脸上有一种属于年轻人的明澈笑容，我几乎没在身边的长辈身上见到过。我总感觉，打我记事时，父亲的躯壳就已经沉重得像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了。

  有时叔叔会带我出门。我因此拥有了一些不起眼的小玩意：一把带蕾丝花边的粉色玩具伞，不足巴掌大的小白瓷瓶。那是我套圈没套到，叔叔花一元钱买下的。回家之前，我们约定决不说是他买的。浪费钱去购买花里胡哨的无用之物，在我家是一种严重的道德缺陷。那天我躲在卫生间的水龙头下，把瓷瓶灌满水，再倒掉，来来，假装养护一支从不存在的小小鲜花。

  无法从地板的封印里解救我的时候，他只是沉默着坐在我的小床边，看着我跪。那时我已大了些，学会用一种毫不在意的欢快语气说，我知道如何跪，腿不会麻了！只要把两腿分开，坐到地板上就好。

  他仍是透过厚厚的玻璃镜片看着我，不说话。猩红的厚重天鹅绒窗帘半掩，窗边夜幕缓缓降临。他只剩一个高瘦而迟疑的身形，略略有点驼背。

  一次出差后，父亲带回一套硬壳的上下两册《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》。“小学生”，一个让我陌生又带着一丝敬畏的词。从那一刻起，发令枪响了。父亲将我按在了起跑线上。

  像是被一种可预见的愿景点燃。他深谙学习之道——假若人生是一条跑道，自然“什么阶段就做什么事”，超前越多越好。简单的逻辑推理。

  打一年级入学那天起，他就为我制定了周密的生活准则：每周一到四，放学后立刻回家写作业；周五、六5点-6点可以收看一小时动画片；周日不可以，因为要收心。上下学由母亲接送，不可以擅自和小伙伴玩耍。寒暑假的任务，是买来超前两个年级的数学练习册做完。

  那两年，他因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和酒场应酬总是深夜归家，只能隔三差五在饭桌上见到。我常常看着他为一张97分的学前班数学试卷，为一个孩子气的不恰当比喻，当着全家人在饭桌上怒吼，摔门而去。有时一早醒来，我的数学练习册被勾出几个错处，早餐又是一场关于“粗心”的思想教育。很难想象，他是怎么带着酒意摸黑做完了这些。大概多排除两个错误，人生的希望就会再多几朵微茫的星火吧。

  父亲常说一个故事。他小时候顽劣得很，逃学、捉鱼、打架，和镇上的街溜子们厮混。初三那年，七门功课有五门挂红灯。他满不在乎地退学回村，觉得不读书照样能活得好。放牛、放鸭子，他养出的牲畜都很灵，识得他的声音。它们吃草，去水塘里游水，他就在旁看小人书，一看一下午。直到有天，七八只十来斤重的鸭子，在田埂边纷纷倒地。——鸭子踩坏了人家不少水稻，全被毒死了。

  没人看好这个十五岁的野孩子。他借来唯一一本能借到的数学习题集，从初一开始补起。每夜只睡三四个小时，点着煤油灯独自在腥臊的羊圈里做题，直到能四十分钟做完满分数学试卷。如此一门门攻克，除了语文难有大突破之外，一年半时间，他中考考取了全县第二。

  他说，人生就没有退路的。考完那天，他在城里买了一双凉鞋，一本高中学习资料，他要让弟弟以后读高中上大学。

  小学前，他给我讲过不少故事。但这是唯一反反复复讲到耳朵起茧的。还有一些是从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和《成语故事集》上看来的。那时我常缠着他，直到他笑着把“黔驴技穷”的故事重复了好几回，我们都明白，他肚子里的故事，只能陪伴我到这里了。

  我时常困惑，那个一提到学数学就严厉到不近人情的父亲，和曾用小梳子挠我脚底心、硬胡茬蹭我脸，听我咯咯笑的父亲，以及夏天让我把手心贴在他冰凉啤酒肚上、管他叫“胖子”的父亲，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。

  有很多个漫长的周末下午，父母上班而我无人管辖，被独自锁在家中。顶楼西晒的小房间闷热难当。日光透过玻璃窗框，在地板上悄然投下痕迹。我从垫着发黄旧报纸的书橱上，取下一本来来读过许多遍的书——有时是《简爱》，或者《呼啸山庄》。然后用高高低低的凳子，将自己层层围坐在房间中央。奇怪的是，我从未想过打开外面上锁的铁门，甚至哪怕离开这房间。仿佛“阅读”这在父母眼中唯一合法的娱乐，是独属于我的小小庇护所。

  还有一些时候，我斜坐在书橱和靠窗的桌子拐角，把身子深深埋进天鹅绒窗帘的褶皱里，就像躲在舅舅家书房里偷偷读书，却被表哥揪出来的小简爱一样。直至背后的光线渐渐昏暗，楼下传来熟悉的摩托车轰鸣。我飞快将小说扔进窗帘背后，回到书桌前端端正正地坐好，脑子里的情节还在翻江倒海。是的，我也低微、矮小、不美，但我的灵魂和心，也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一样。

  那段时间，我开始连绵不断地做有关飞翔和坠落的梦。从房间朝南的窗户踩出去，头顶挂着发锈的衣架、风干的衣服和腊肉咸鸭。越过栏杆，立在布满细小孔洞的水泥窗台上。左边是我们的大院，住的是与父亲同单位的施工员及家属，有一模一样灰扑扑的阳台，热水器的水桶和太阳能板反着金属的光。右侧窄小的河滩被辟成菜园，这几栋集资自建房马桶里流出的生活垃圾污水，就是天然肥料。

  白天，卡车轰隆隆地运送建材，水泥搅拌机和工人们的喉音一般沙哑。而漫漫长夜，我听到虫声、蛙鸣、犬吠，猫在发情，蝙蝠误入猩红的窗帘背后，展露半片黑翼，然后在微弱的小夜灯下一圈圈盘旋。我以为那是某种鸟类。开大灯，它消失，关灯，它又出现。开，关，开，关，它飞翔好似永不停歇。

  我向前伸展开双臂。有时从五楼坠落醒来，有时滑翔过零落的几栋楼宇，前方就是教科书里写的，“一望无际的、绿油油的田野”。碧空明朗清澈，被日光打得透亮。我成为这光亮的天地间仅存的一只鸟，飞过一扇扇窗台，俯瞰一间间密密麻麻的痛苦和欲望。风拂过翅间，直至在西天的晚霞里缓缓着陆。

  生日时，新婶婶送来一人高的毛绒大熊，拍拍它松软的胸口，电子组件会吱呀唱一首《生日快乐》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整条心相印面巾纸，带着香味，软软的。我收了很久，也没舍得用完。但这并不能消除我对她的嫌隙。实际上，后来我怀疑这可能是一种有意的交换，以收买我对她的善意。

  婶婶个头略矮，脸孔圆润，总是喜洋洋地笑着。能干，也精明。学问不高，卫校毕业，是本地水泥厂副厂长的女儿。父亲说，原本叔叔三十出头还未谈朋友，已经听到议论说他是否读书读傻了，脑子有毛病。他问，叔叔头耷拉着说，没房子，怎么结婚？

  父亲将单位优惠购买新商品房的名额让给叔叔，还掏了三万多的积蓄。后来相亲的，就是我婶婶，比叔叔小近十岁。对方家庭看中我叔叔“人老实，还是个大学生”。为此，他们教我，要说叔叔属猪，不是属狗。

  婚宴上，父亲请了摄像全程记录，又借来8辆婚车绕城，要让叔叔风风光光结婚。我记得，他们新房墙上的婚纱照里，叔叔仍旧戴着厚厚的玻璃瓶底，矜持地微笑；而婶婶，画着长长的睫毛。

  叔叔从乡里承包了一片山，种植经济林木。自他和我父亲进城安家以来，多年不返乡了，就托给亲戚代管。他满含期望地盘算，照这面积，五年十年后待木成林，大约可赚多少利润。父亲叮嘱他，别忘记早日考下职称，搞好关系，好在单位立好脚跟。

  叔叔又说，他听到有种理财方式叫“基金”，他同事们都投钱在里面，利润很可观，他也想试试。父亲心痒了，半信半疑地拿了几万块积蓄交给他打理。有段时间，他总趴在办公室电脑前每天盯着基金的涨跌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我们住了十二三年的老房子却在一天天衰破。一同衰破下去的，还有母亲之前想换新房的心愿。

  那段日子过得到处都要修修补补：洗衣机坏了，浴霸不亮了，太阳能热水器总是温度不够，煤气灶常打不着火，换气罐要从步梯扛上五楼。冬天，母亲甚至在厨房里生了煤炉，烧几壶热水，兑上一点点凉水，就把我按进浴缸。我不肯下去，腿脚烫得红红的，她说，下去！不然一会水凉了。她还要手洗全家人的秋衣秋裤、床上用品，“咚、咚、咚”地用捶棒敲打。我一说，买个新洗衣机吧，母亲就沉默，再就说，凑合算了，等以后搬新家再买。如果父亲在场，他会看我们一眼，然后假装没听到，转身走开。

  他仍是总在应酬，半斤，八两，一斤，体重也跟着酒量蹭蹭上涨。有时深夜，他会醉醺醺地回家来拿钱，去陪领导们打牌。有时我觉得，父亲仿佛在我们的生活里隐形了——除了每一两月他还会叫上叔叔婶婶，他请客一起浩浩荡荡地下馆子吃顿酸菜鱼。

  有好些个他不回来的夏夜，电压不足，我们这片总停电。母亲半夜睡不着觉，我也陪她一起，坐在地铺凉席上，她的手心贴着我胳膊，一阵阵潮热。她玩笑说，我们这里地段差，当官的干部没有住这里的，当然总停电。有时半夜我们在阳台边捉蚊子边大胆畅想，要是能去叔叔的新房开着空调睡觉就好了。

  有段时间，叔叔婶婶还是几乎每周末都来吃饭，但我不喜欢她来。那时我还不明白，婚姻是男女为了一起过日子、繁衍后代而创造的制度，人们需要一个“丈夫”或“妻子”、“父亲”或“母亲”的身份来确认自己。我只隐隐感到，婚姻是一种把我和叔叔分开的东西，它擦除了他身上那种明亮清澈的质地，宣告了他是大人，而我不是。我们还刚刚在十岁生日宴上欢笑过，他蹲下来扶着我，我用小塑料叉塞了他满嘴的生日蛋糕。全家都笑了，为数不多的时刻，刚好被相机拍到。但很快我就意识到，我失去了他。他属于一个新的单元。

  我去过叔叔的新家，客厅宽敞、明亮，没有在外的生锈栏杆、抹不平的水泥墙面，也不用在家具的间隙钻来钻去。我们不常去，或许是我父母对新婚小夫妻有一种克制的距离感，也或者是来自新房的刺痛。渐渐地，他们也不再常来家里，叔叔不再兴奋地说起基金的涨幅。我偶尔听到大人们聊天。叔叔低着声说，那笔基金亏了两万多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愧疚和不知所措。

  到了林木成熟的年限，叔叔托亲戚砍下来，谈好价格正要向外运，卡车却被当地村人拦下。父亲后来叹息说，真是秀才遇上兵，世道从来都是这样，“此山是我开，此路是我栽”，应该早雇当地人来砍，给些钱他们赚。想省那两个子儿，人家还不得让你留下买路钱？

  婚后没两年，叔叔有了儿子。他开始对着这光咿呀怪叫的小子，考虑未来教育的问题。在我小小的房间里，他有时抱着儿子转来转去，试图指给他看“姐姐的书和作业”。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乱叫乱跑的小家伙。他用胖乎乎的小手撕坏我熊猫玩偶、在作业本上划下横七竖八的道道，事后发现时，我总气急败坏地给叔叔打电话。而他，仍然是像从前那样笑着，好像有点迟疑地说，弟弟不对，弟弟还小，不懂事。

  我五年级时，已担当班里的大队长，全校盛传我不但学完了初一数学，而且每天课余都看文学名著。父亲的教育方案卓有成效，我当然不必再被罚跪。叔叔也不再拉着我的手，在房间里轻松地转圈圈。反之，他对我称赞，我的优秀得益于父母的心血培育。我看着他，说，但是我宁愿不要这种优秀，我一点也不快乐。

  长大究竟是什么呢。长辈们总是说，“等你长大就懂了”，好像那是孩子们身上的一种自动开关。长久以来，我一直在等待时间之手在某个神秘的时刻开启它，让我获得与大人们平等对话的资格。

  就像简爱说的那样：“我现在跟你说话，并不是通过习俗、惯例，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——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；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的人，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，是平等的──因为我们是平等的！”

  我不再做飞翔的梦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——我睡在床上，书桌边上闪现一条蛇，它引着我在地板上游走，从卧室到客厅。后来，我发现家里的《医学大全》里有一章讲“初潮”，说女孩进入青春期后，“内裤总是湿漉漉的”。“湿漉漉”，我盯着这三个字，那么多的水点，像小鹿眨巴的眼睛一样，有一丝暧昧的意味。还有一章叫“”。“性”，“交”。我在步步高电子小词典上反复敲下这两个字的拼音，仿佛它是什么成人世界的密码。我把手伸进内裤里认真擦拭，试图寻找一种“湿漉漉”的东西，但没。直到某天深夜，我突然被身体的异动唤醒，像惊蛰的春潮般，涌出一阵粘稠。

  父亲说起过很多次，就因为他不是大学学历，起点低，在单位每逢晋升就遭刁难。他也习惯了叔叔时不时的求助，指点一番过后，总要说上两句，“这还是个大学生呢”。

  查到分数的那瞬间，像是终于兑现了一个长达十八年的人生预言。那年数学出奇地难，我甚至有一大题几乎完全空白。来来翻检着答题纸，我手心沁出了汗。

  时间在流逝。很难说，在那种燥热难言的沉默里，我究竟想了些什么。唯一确定的是，无论考到什么样的学校，我都要逃离这里。考完最后一科的那个下午，我从校门口熙熙攘攘的送考家长中挤出来，独自在街头十字路口站立良久。傍晚的日光理论上并不刺眼，但不知为何，那天光线白到炫目，我的头脑和答题纸上最后一大题一样，一片空白。哦，是只写了一个“解”。

  这场漫长战争的结尾，是亲友们接连不断的道贺：这下终于都解放了！父亲说，全省49名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我弟是复读了一年才考上的重点大学，相当于实验半成品。现在这个更好。这学校还是美国人建的呢。

  “金榜题名”的想象，给生活注入了一剂鸡血。父亲好像获得了一种权威的验证。家族里所有的孩子都敬畏他。连调皮的堂弟也不例外。他甚至喜欢上了这种游戏：只要他脸一板、眼一瞪，再无法无天的孩子也能被震住。

  那几年，叔叔在家庭聚餐的饭桌上很沉默，沉默到几乎隐形。只在聚餐结束后，他会试图拉住我，带着酒后涨红的面庞，用连绵不断的长句，结结巴巴和我聊百家讲坛、周国平、蒋勋或庄子。他时而神态凝重，严肃用力点头，有时又在空中激情挥舞着仍旧瘦长的胳膊，唾沫横飞。渐渐地，他的多话症状成了家人们酒后的压轴节目，将气氛推到“喝到位了”的高潮。

  我们从未来得及真正谈论过什么。他总是被我父亲的一声咳嗽、一个眼神打断，带着醉意为某句格言鼓掌助威，最后由婶婶开车将他手舞足蹈地带回家。

  婶婶说，爱看书是好事，不过生活嘛，开心就好。母亲说，一个家庭，过日子还是要婶婶这样的人，里里外外一把好手。母亲又说，叔叔过于软弱，总是头耷拉着，现实中不懂经营，还把家庭大权都交给婶婶，管她叫“x总”。

  他好像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，或许一直就是如此。我看到了他将我引为同类的那种急切。

  有次聚餐酒后，我和他难得一道走在夜晚热闹的车水马龙中间。路过一个街口的红绿灯时，他突然从一种很抽象的层面上聊起了婚姻。我试图委婉地问，那么你怎么样看待两个人精神层面的沟通呢。他沉默地看了看我，忽然又激动地语无伦次起来：只有你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也从不和别人说这个。

  奇怪的是，我从未听叔叔向人提起过有关他大学生活的任何细节。除了我小时候在家中不经意翻出的一本黑白硬壳大相册，封面是一对相拥的半裸男女。它有着和我家完全不相符的道德水准，以至于我曾羞赧于多看它两眼。那本相册的扉页，用漂亮的软笔行楷大字写着：“赠予九六届西北林学院校报记者XXX同学留念，一九九二年x年x日”。

  而父亲以为并热切描述过的那种金碧辉煌的大学生活，从来不曾对我发生过。他用一种崇敬的语气谈论我和我的学校，无比相信我会拥有他错失的机遇、梦想，那些怀才不遇的愤懑，都可以消融。的确，我长久不再听到父亲谈论起他坐在高考考场上的梦。

  然而，在烟花般迷人的新世界另一端，旧大楼摇摇欲坠。同龄人在讨论贾樟柯、福柯、《童年的消逝》、马克斯韦伯、文化资本、长尾理论、剩余价值、二次元jk穿搭、西餐日料、托福雅思，还有他们从高中就开始的性生活。而我甚至听不懂他们的笑话，揣着一本校园地图骑了两周自行车，才搞清楚偌大校园里所有教学楼的位置。像是猛然被抛入水的旱鸭子，一面拼命不被淹没，一面竭力弄清这一切。

  一个突然穿越进一零年代的冒充者。每年如候鸟般返乡的寒暑两季，就是在不同时代间穿梭和缝合。那场耗尽青春、决定人生的关键战争，如梦境般倏忽消弭。过去父母所坚守的一切规则和话语，都显露出可笑的斑驳和破损。就像这所学校，从来不是美国人建立的。

  我们聊起毕业出路，一向希望我考铁饭碗的父亲恼了：你们大学里听很多教授的话，都是理论性的，太过理想主义。我说的才是实践经验积累，符合社会现实！

  我反唇相讥：如果你感觉自己比大学教授都厉害，那为什么还要让我辛辛苦苦考大学？高中毕业就在家让你教不就好了！

  有次他半夜和我通话，说堂弟也要高考了，他紧张得根本睡不着觉，生怕和他当年一样要复读。他说，这两年他反思了对堂弟的教育，也许作为父亲是失败的。他说，到这个年龄，职业上没有多大追求，我的心愿就是全力供给你堂弟。一个男人，最终是要为了家庭和妻儿。

  他说，你父亲，是个伟大的人，对家庭贡献极大。了不起。是个现实主义的英雄。

  我想起以前，父亲常说那个放羊娃的笑话：放羊娃长大了，就娶媳妇，生娃，再让孩子放羊，娶媳妇，生娃。大家听了，都觉得好笑，不以为是悲剧。不过，就算不放羊，人生总得有个锚点，才能支撑着走过漫漫长路吧。比如，考大学。

  我悚然。为自己，也为叔叔。或许二十多年来，那些对我溢于言表的骄傲也都不是真的，他终于说出了深埋已久的恐惧。成功也好，失败也罢，人们总不由自主地寻求命运的预兆。其中有些，终究会真的落下来，成为谶语。

  或许连我自己也下意识地相信，在我身上一定有某种和叔叔彼此印证的部分。不过这些，都是父亲不必须了解到的了。

  工作以后，我已很久不回去，对那座南方小城的记忆，被长久地固着在九十年代。我曾心血来潮走回当年的林业局，林木依然高大苍郁，半挡住上午温煦的阳光，光线在叶间缝隙处摇摆不定。山门和办公楼已废弃多年，从楼外远远看去，我没办法找到当年属于叔叔的那一间。

  最近一次春节在叔叔家聚餐，婶婶照旧在厨房里外忙碌，她从网上学的糖醋排骨、烤羊排一直深受欢迎。推杯换盏之间，叔叔不知怎么说起了他的小时候。奶奶还没患癌离世的有一年冬天，曾将他抱在怀中晒太阳，轻拍他的背。他说，那种温暖，后来几十年也没有忘记过。

  我从未听父亲说起过这样的时刻。我甚至怀疑这种温情是否在他的生命中存在过。他从来只说，奶奶很聪明，虽然没上过学，心算和记性却比许多读过书的男人都强。还有，奶奶很要强，当年患肺癌，知道是绝症，连她娘家哥哥也不肯借钱，就说不治了，临走去城里拍张相片吧。父亲说，奶奶的几个孩子里，就他和她最像。

  一时，热闹的餐桌上无人接话。短暂的空白之后，我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个绿荫深深的夏日傍晚。我问他，你的办公室是在二楼最西侧的走廊吗？我上幼儿园时，你有没有接过我去办公室？他刚端了酒杯的手突然停住，说哦……这还真，不记得了。

  婶婶从厨房出来坐到桌前，她的笑声从来都很爽朗：可能是！后来你堂弟出生，本来想着他接孩子方便的，结果他办公室就搬了。搞得这么多年他也没接过孩子！

  在家人们的哄笑声中，我平静地说，我记得你抽屉里好像还有带英文单词的方形画片，你教过我认的。那天下午，我印象很深。

  时空好像又一次静止，回旋。沉默中，不知是谁说了一句，看吧，好学生的记忆力就是好！

  我看着他有些不知所措的神情。大概十年前，我父亲的头发就已显出颓丧之势，如今连他的头发也渐渐稀疏了。时间盘旋在每个人的头顶，终于圈下了它的一块地盘。我认识到，这个时刻，也会像所有那些我们从未来得及真正聊过的事物一样，就此过去。

  我仍未知道，或者将永远无法知道，那个夏日傍晚温柔潮湿的光线，连同走廊中穿白衬衫西装裤的瘦削身形，究竟真实存在过，还是我的梦境。

  我所能确认的是，过去的那个孩子没有死掉，也不会死掉。在全身细胞历经四个七年的洗礼之后，她仍顽固地存在于我的血肉之中，像一片历经创伤的废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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